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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约起源于公元前
6—5世纪的古代印度，是三大宗教中最早问世者，在亚太地区各民族中流传较广。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南北朝时期形成诸多汉化的佛教流派，在中国进入了独立发展时期，隋唐时达鼎盛时期，宋后兴衰交替以至于今。佛教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产生以来，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尤其在现世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中，人的道德水准受到了莫大的挑战，相当多的人唯利是图，不择手段，道德沦丧，淫盗赌博横行……，种种丑恶现象尚不能禁止。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虽使社会物质文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极大地改善了人的生活，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现代科技是一柄双刃剑，如果没有理性道德的制约，又可给社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环境的污染，高端武器的研制生产，地区争端的存在，使社会充满着危机。在这种形式下，佛教以其强大的感召力，对社会风气起到了一定的净化作用。佛教所倡导的向善、向上，八正道修持，使无数人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走向光明彻悟。
弘扬佛学文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体悟，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自幼对儒释道三教抱有极大的兴趣，曾猎涉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领域。这里愿不揣鄙陋，将自己在平时学习中对佛学问题的思考写出，请教内外高明之士指正。
佛教与生活密不可分
佛教根植于生活之中，佛教中的很多内容已融入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佛教可满足人们趋吉避凶保平安的心理需要，不管是教内还是教外人士，在家中或店铺供上一尊佛像或菩萨，以求平安吉祥，已成为一种很常见的现象。冀中一带的民间宗教，所供的神案大都是把佛祖或菩萨放在最上层，而本教中所尊奉的主神却处于最下层中间位置。僧尼来源于俗家，佛教的经费也来之于四方，来源于万众，在家修行者是佛教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强大后备力量，佛教灵寺的力量来源于万众的供奉，而灵寺同时又成为僧俗相沟通、僧俗皆受益的桥梁。
佛教建筑、绘画、雕刻中艺术珍品比比皆是，其中的许多作品极贴近生活，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正定隆兴寺中的摩尼殿，在殿后悬塑一色彩艳丽玲珑剔透的假山，山上塑有龙、狮、象等动物，正中为一躯五彩观音像，头带宝冠，肩披璎珞飘带，胸臂裸露圆润，身材匀称适度，一足踏莲，一足踞起，双手抱膝，面容恬静安祥，姿态优雅而不失端庄。这尊观音显然是取材于生活中的女子，突破了一般宗教偶像的呆板。鲁迅先生生前对这一艺术品给予高度赞赏，在北京阜成门内故居的书案上，按当年原状嵌有这幅塑像的照片。
位于山东济南市长清县的灵岩寺中的千佛殿内，有四十尊与真人等高的彩绘罗汉像，分别塑于宋代与明代，极具生活情趣，被称为是“有血有肉之作”。古匠师采用写实风格，罗汉像不仅形体、比例、相貌与真人惟妙惟肖，血管、筋骨也清晰可见，完全符合人体解剖学标准。塑像的衣饰贴体利落，对衣纹线条的刚直、角度的转折、光线的明暗都注意到了刚柔相济和对比，甚至透过衣纹可以体察到人体的筋骨。在创作中，工匠摒弃了一般宗教作品一贯的冷漠风格，对人物的性格刻画细致入微，动作各异，形神不同，无一丝单调感。面部表情尤为丰富，或喜，或怒，或惊。罗汉中人物的身份多种多样，从书生、僧侣、商贾、屠夫，到武士等应有尽有，分明是社会生活的百态图。
上京村毗卢寺，以其中的壁画闻名于世。毗卢寺前后两殿共有壁画二百多平方米，前殿壁画以佛教故事为题材；后殿壁画内容除佛教、道教的天神地祇，儒家的生贤孝子外，还有一部分反映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和经古人物。前后殿壁画相比较，后殿最精美，保存也比较完整。在一百三十多平方米的四壁上，绘有儒、释、道三教各种仙境人物一百二十二组，大小人物五百零八个，形成了三教合流的壁画艺术特色，堪称古代人物画画廊。
承德外八庙中的普陀宗乘之庙，是仿当时喇嘛教中心——拉萨布达拉宫建成的。庙门口有石象一对，因象最有力气能负重，大乘派认为本派最能承担繁重任务，就以石象作为本派的象征。在佛教建筑及雕塑中，取材于动物者很常见。大凡山寺门口，多可发现有一对石狮镇守。狮子是力量的象征，威力无比，取其以驱逐邪恶。
赵州陀罗尼经幢，号称中国的石经幢之尊。建于北宋景佑年间，距今已有 940多年的历史。经幢呈八角棱锥形，共七级。因形制似塔，俗称“石塔”。塔身第一层束腰处下部刻有莲花、圆柱、金刚力士和妩媚秀丽的“妇人掩门”图案。在“妇人掩门”图案中，门半开半闭，妇人启门而立，向外窥视，既象是在等待外出的丈夫，又象是留心于玩耍的孩童，形象细腻逼真，令人回味无穷。第二层束腰上镌刻仿木构单檐房屋，八面檐角罗列自然依山，构成别具一格的山蛮式须弥座。山上雕刻诸如宝塔、浮云、禽兽、庙宇、树木、攀山小径等，小巧玲珑。塔身一二级之间八个角檐分别雕琢动物头像，四狮四象相间，昂首凝视远方。塔身自下而上逐级递减，层层紧缩，高峻秀丽。
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脱离生活的艺术品是苍白无力的。佛教艺术中反映生活内容的部分，并不是对宗教的叛离，而是对宗教艺术的发展。
从易学角度体察佛学内容
周易，被列为六经之首，作为儒家的重要经典，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了多方面的知识，成为古代传统文化的载体。现代所说的易学，是一个多元化文化体系，非是指一经一术。易学主张人与自然相和谐统一，在有些地方与佛学有相通之处。
佛教内容中体现出阴阳统一的思想。世上阴阳互根，阴阳不可分割。佛、罗汉、金刚力士为阳，菩萨为阴；佛像庄严肃穆，多为坐姿，为静态，而罗汉像则多姿多态，行立坐卧，富有变化，呈现为动态，动静相间，阴阳组合，不失于单调。苍岩山福庆寺的桥楼殿，和承德普宁寺大雄宝殿，以及承德溥仁寺的慈云普阴殿，殿内布局基本相同，都供有三世佛和十八罗汉，体现出动静阴阳结合和以静制动的妙意。
在佛寺建筑中，天王殿是一主要组成部分，多建于主殿之前。很多天王殿内的主尊是弥勒佛，或坐或卧，大腹便便，笑容可掬。两侧是四大天王，东方持国天王手执琵琶，南方增长天王手执宝剑，西方广目天王手执蛇，北方多闻天王手执宝幢。大殿之中，主尊弥勒佛表现为静态，而四周环列的四大天王则情态各异，表现为动态。主尊弥勒安祥慈善，天王威风凛凛，不可侵犯。一殿之中，动与静，刚与柔，阴阳结合，相互为用。
正定隆兴寺中的大悲菩萨，高七丈三尺，共有四十二只手臂，左手执日，右手执月，其他各手分执净瓶、宝剑、宝杖、宝塔、金刚……。和正定隆兴寺中的大悲菩萨造型风格极为接近的还有承德外八庙普宁寺中的大悲金刚菩萨，此尊乃西方三圣之一，通高 22米多，腰围15米，总重110吨，是我国最大的木雕佛像。大佛有三只眼，可洞知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因果。也有四十二只手臂，左手托日，右手托月，其他手臂分执刀、枪、箭、戟、轮、螺、伞、盖等法器。两尊大佛同有四十二只手臂，喻意佛法无边。左手托日，右手托月，与阴阳理论相合。人体左侧为阳，右侧为阴。太阳出现于白昼，与光和热相关联，属阳；月亮现于夜晚，体现为清幽，神话中称其为“广寒宫”，属阴。此造型喻意大佛可将天地日月运于掌上，沟通阴阳两界。也可理解为左手托日代表人体左部气的运行，右手托月代表人体右部血的运行，人体内阴阳气血运行和畅，阴平阳秘，人自然会健康长寿。
正定隆兴寺中的大悲菩萨下的须弥座上，有着精美的浮雕，粗壮威武的金刚力士，肌肉隆起，肩扛基座，负有重载；衣服飘逸的飞天，体态优美，飞舞盘翻。二者形成阳刚与阴柔的鲜明对比。
佛寺的建筑格局并不违背风水理论。寺庙多采用古代建筑风格，其坐向多取坐北朝南 (由于山地地形受限制者除外)。我国位于北半球，坐北向南有利于抵御冬季来自北方的寒风侵袭和最大限度地接受太阳的光和热。寺庙在选址上，有很大比例是依山傍水，后部有高地形成保护性屏障，前面曲水环抱。山地、高地为阴主静，水为阳主动，山水相兼，动静结合，阴阳平衡，这样的地形最能得大自然的生发之气。如处平洋地带，坐山方无高地，有的以人工方式或堆土石之冈，或修造高大建筑物，或立高塔等以代替；前方无水者，多有以人工开凿池塘或流水者，其形状也多取曲行环抱，呈眠弓绕门而行。再于水上架桥，直通山门。还有无沟渠流水者，在门前只以旱桥代之，如正定隆兴寺门前无流水，只架有三座石桥。言地理者，“风水”二字最能概括其要旨，后依坐山可以藏风聚气，前方及左右聚水则生发之气随水而至，故山环水绕实为看地理最平易实用之法径。
门为山寺必由之路，言宅法者皆看重门的作用，门上不可有丝毫弊端。山寺门前或为牌楼，或为照壁，可起到挡煞化煞、护卫的作用。门左右多置有石狮一对，狮子为瑞兽，其性勇猛，可起到镇守和驱逐邪恶的作用。中国民俗中喜用谐音或形象以寓意，门口两只石狮取蹲立之势，谐音“事事顺立”。山门之形状取圆拱形者居多，其上部为半圆弧，下部为方形，合取天圆地方之意。山门及宫殿之顶多为琉璃瓦铺就，飞檐挑起，舒展大方而有气势。檐脊上为兽吻，上面的动物形象名嘲风，在传说中其性情好险，故人们把其形象雕刻于殿角屋脊，使物尽其用。
山门之内中轴线上，依庙之规模大小建筑物的层数多少不一。各层的规制大小，有相当一部分与宅法格局相合。细心观察，可以发现中轴线上的多层建筑，总的趋势是坐山高大向前低小，但具体到其中的每一层，大小高低错落有致，富有变化。三层者，从山门至最后一层，逐层增高。四五层以上者，多在其中安排有数层低小建筑，使由前至后在逐步增高的大趋势中又有局部的起伏变化。波形起伏运动是宇宙间最常见的运动形式，太极图中的阴阳鱼相抱于反“ S”形曲线中，寓意阴阳转化是起伏变化的。人可直观感受到的水波、声波和不可直接感知的如正弦交流电波形、电磁波等，皆是起伏式的波形运动。人的呼吸、脉搏如此，就连价值规律也呈现为平衡点附近的波形运动。对于多层建筑，这一点应该是同样适用的。
主殿之前后左右两侧，多建有钟鼓二楼。寺院本为清幽之地，设此钟鼓之声，一为记时，二可以短时的钟鼓声反衬幽静，打破沉寂。佛寺中的佛塔和亭台多悬有风铃，清幽寺院中风铃阵阵作响，反而可以衬托出寺院的宁静，平添生气，有动静结合之妙。
佛教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不断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之处。佛寺的建筑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建筑理论中的精华所在，处处显示出与大自然的和谐、统一。
附：北京卧佛寺坐北向南，后依寿山，开正南离门。门前左右有钟鼓二楼。正门前的月牙河显然是经过人工修整的，河呈前弧后弦，前小后大的眠弓形，弧度均衡。此乃水法中之吉水，水主财，眠弓抱门，主兴旺发达。月牙河上建有桥梁，通向山门。月牙河之南在正门前有高大的琉璃牌坊。中轴线上依次为山门、天王殿、三世佛殿、卧佛殿、藏经楼，高低错落，富有变化。
北京潭柘寺坐北朝南，开正南离门。寺左右有潭水拥护，流水经过山门，上架石桥。石桥南有牌楼和山门相对，牌楼外偏西处有大柘树，故寺名为潭柘寺。中轴线上山门为第一层，属延年；天王殿为第二层六煞星，此处中平；大雄宝殿为第三层生气贪狼木吉星，此处高大主向；再向后为一处宫殿遗址，左右有帝王树和配王树，此层属五鬼，中平；毗卢阁为第五层坐山宫殿，属天乙吉星，穿宫至此而止为宜。震宫按周围游年而论为生气贪狼木吉星，方丈院设于此宫。此寺后山前水，古树点缀，格局严谨，不愧为一方名寺。
雍和宫布局取坐北朝南，开正南离门。门前有气势雄伟的影壁，门左右各置牌楼。中轴线上共有九层建筑，大门为第一层延年，经过长度占宫殿总长约三分之一多的长长辇道，进入第二层昭泰门，属绝命；天王殿为第三层，属六煞，前方左右各有碑亭；再往后为四体文碑亭，属第四层左辅阴木星；雍和宫位居第五层，属生气贪狼木吉星，乃东四宅中第一吉星，此处高大主向；永佑殿为第六层五鬼；法轮殿为第七层祸害；万福阁为第八层天乙吉星，此殿也较高大；第九层绥成楼，属延年吉星，位于坐宫。雍和宫的建筑体例颇类似紫禁城，只是由于封建等级制度的限制，在规制大小上次于紫禁城而已。
佛教的发展与上层统治阶层的关系
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国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兴衰交替，几度起伏。其发展除受到佛教自身教义、教规等因素制约外，还广泛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其发展速度与上层统治阶层的喜恶有极大关系。当统治阶层认为佛教可以满足其精神需要，可以作为其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时，就对佛教大力倡导，佛教借此机会可以获得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反过来，当佛教的发展与上层统治阶层的利益存在矛盾时，统治阶层就可以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国家机器对佛教事业大加干涉，甚至毁寺逐僧，使佛教的发展势态受到扼制。以下对历史上几个主要时期佛教的发展状况作一浏览，以说明以上主题。
1 、汉朝
西汉末年，佛教传到长安。东汉明帝时，蔡愔至印度研习佛学归来，在洛阳建寺译经，佛教教义开始在中国流行。最早信奉佛教的是贵族，他们把佛教和黄老道学并不严加区分，认为都是讲究“清静无为”、“息心去欲”的教派。刘秀的儿子楚王英和汉桓帝，都崇奉黄老和佛教，作为上层统治阶层骄奢淫逸生活的一种精神补充。东汉后期，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社会环境动荡不安，佛教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在各阶层人士中广为流行，信佛者比比皆是。
2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北魏鲜卑贵族很注意利用宗教加强统治，孝文帝太和元年 (公元477年)，<<魏书>>载：“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其发展规制可见一斑。北魏孝明帝时，胡太后当政。太后笃信佛教，认为佛法可以减轻她的罪过，就于皇宫旁建起一座气势宏伟的永宁寺。佛像非金即玉，最高的佛像达一丈八尺多高。寺旁又修造高数十丈的九级宝塔，风铃吹动，声闻数里。寺中上千间僧房，皆以珠玉锦绣相装饰。北齐的高洋皇帝为了传播佛教，笼络群臣，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邯郸鼓山中部选择山水秀丽、风景美好石质优良之处开凿石窟寺。在北魏统治者的多次大力倡导下，迁都洛阳后短短二十余年时间内，洛阳的佛寺增至五百余所，全国的佛寺增至一万三千七百二十所。到了北魏末年，洛阳佛寺多达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全国佛寺多达三万余所，僧尼多达二百余万人。
后赵时，石勒、石虎对龟兹僧人佛图澄甚为敬重，尊为“大和尚”。佛图澄借此大力发展门徒，前后共有门徒近万人；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共有八百九十三所。
南朝从皇帝到大臣，都提倡佛教。宰相竟陵王萧子良就是一个笃信佛教的人，曾和无神论者范缜多次进行辩论。梁武帝在政治上无大作为，但却极力信奉佛教。他于建康修筑了规模宏大的同泰寺，每天早晚到寺里去燃香拜佛，讲解佛法，说是为了替百姓消灾积德。梁武帝晚年，到同泰寺发愿要“舍身”作和尚，在寺中呆了四日。第二次又到同泰寺舍身时，大臣们迎其还俗，梁武帝不允，示意大臣要为皇帝还俗“赎身”，大臣就凑足了一万万钱为其还俗赎身。梁武帝第三次出家时，为了表示对佛的虔诚，不仅发愿舍了自己之身，还把宫中人和全国的土地也舍了。舍得多，赎的钱自然也就更多了，一个月之后，大臣凑足二万万钱才又把他迎回宫中。一年之后，梁武帝第四次出家，赎身费又花了一万万钱。前后四次出家，国家共供给寺中赎身钱四万万钱。梁武帝出家，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使佛教在梁朝达到空前的繁荣，寺庙经济实力大为增强。
南北朝时期，寺院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每个寺院都拥有相当数量的产业。田地是产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来源一大部分为皇帝或官府的赏赐或拨给，如孝文帝在修建大中兴寺时，赐给该寺稻田百余顷；另一来源为贵族、官僚或富人的施舍，还有一部分来自寺院收购民宅民田。大型寺院实际上已等同于地主庄园。当时较大的寺院还拥有国家拨给的僧祇户和寺户 (寺户是由官府拨给的犯罪百姓或官奴充当，“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二种户式直接归寺院管理，成为寺院的农奴，不再负担国家的租税和徭役。寺院利用其田产优势，不仅在经济上自给自足，还多营高利贷，“或偿利过半，……，莫知纪极。”
3 、唐朝
唐玄宗大中十二年（公元 855年），从谂禅师应信众之请，驻锡赵州观音院。行化四十载，弘扬禅宗，道化大行，深受各阶层人士尊崇。燕赵二王听其说法，为赵王摩顶受记，遂为一方宗师，世称赵州和尚，真际禅师，开赵州观音院之鼎盛时期。至元代成吉思汉皇帝、月阔台皇帝、薛禅皇帝都颁布圣旨保护观音院的财产。寺中的真际禅师塔修于元天历三年（公元1330年），塔身第一层南面的石匾上刻有“特赐大元赵州古佛真际光祖国师之塔”十六个大字。
武则天称帝时，曾利用佛教为其称帝制造舆论。佛经中转轮圣王的故事中，言圣王即位得“七宝”，第一宝是“金轮宝”，转动金轮可以威服天下。为此，武后加尊号为“金轮圣神皇帝”，意为利用佛教无上力量长久统治天下。
在廊坊西南三十四公里的永清县，有唐代文物“金轮石幢”可作为武后信奉佛教的直接证据。出土的石幢为一方柱体，幢首四面均浮雕武后立像，神态端正，造型优美。幢高 3.43米，经宽0.41米，四面俱方。<<永清县志>>记载幢上的镌文是：“大周圣历二年二月八日，武隆县(即永清县)令闻生元相，奉为金轮圣神皇帝敬造四面像，并浮图一所供养。伏愿圣主千年，山岳齐寿，兵戈永息，岁稔恒丰……。”
此幢据考证建于公元 699年武后称帝时，把皇帝像刻于佛教经幢上，在历史上极为少见，这显然是把武则天等同于佛教中的佛、菩萨来看待了。
4 、元朝
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如佛、道、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加以提倡，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当时喇嘛教派受到蒙古人的信仰，忽必烈就尊封吐蕃喇嘛僧八思巴为国师，命他统领佛教。 1279年八思巴卒，被赐号为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他的后继者也都称帝师。据史书记载，元代“百年之间，朝延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中央政府在修寺院、作佛事方面每年要花费大量钱财，据统计1291年左右全国共有佛寺四万余所，僧尼二十万余人。僧侣不仅在政治经济上享有各种特权，还常得到元政府的赐予。仁宗时普庆寺得赐田八万亩。泰定帝时大天源延圣寺得赐良田一千顷。文宗、顺帝时大承天护寺前后两次得赐田三十二万五千顷。
5 、清朝
清朝统治者信奉喇嘛教，以此联结蒙、藏人民。顺治九年 (公元1652年)，达赖五世亲至北京晋谒顺治帝，顺治帝封达赖五世以“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尊号，并为他修建了白塔。清初，相传清帝是文殊的化身。康熙年间，达赖五世根据佛经释迦的预言：东方主要菩萨是文殊，有时现比丘像，有时现国王像。在给康熙的奏章中开头就称“曼殊师利大皇帝”。清朝的统治者为了借助佛教树立威信，称乾隆是文殊转世。承德外八庙中殊像寺是仿山西五台山的殊像寺殿堂形制而建成的，寺中供奉的主尊是文殊菩萨。清延对此寺特别看重，借以宣扬自己的神圣，称佛帝可以光被宇宙。北京碧云寺的罗汉堂建于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罗汉堂正门悬匾及左右匾额皆是乾隆亲自书写。殿内座落五百尊罗汉，每个高1.5米，形象逼真。乾隆本人自造像与众罗汉之中，足见他对佛教的崇信。
乾隆皇帝为了达到利用佛教沟通内外，安抚四边的目的，不惜耗费大量金银，驱使成千上万的民力，在承德行宫外修建外八庙。外八庙现仅存七座，按修建年代依次排列为：溥仁寺、普宁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殊像寺。外八庙主要是一些喇嘛庙，如普陀宗乘之庙是仿当时喇嘛教中心——拉萨布达拉宫建成的，须弥福寿之庙是仿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为六世班禅所建的行宫，普宁寺是仿西藏三摩耶庙之式而建，安远庙仿新疆伊犁河北的固尔札庙样式修建，普乐寺后半部的“坛城”仿西藏萨迦寺的坛城制度而建。外八庙的修建按照乾隆的说法，是以“因其教，不易其俗”的政策，把喇嘛教颁布为国教，顺应西藏、蒙古、青海、新疆等地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对喇嘛教的信仰，密切他们同中央政府的联系，以期达到“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目的。
从上文中可以看出，佛教适应统治阶层的特定需要时，在统治阶层的大力倡导下，如船得顺风，可以获得较快的发展。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特定时期佛教的飞速发展和壮大，可导致寺院和僧众数量的大增，寺院的种种特权以及兼并田地，隐瞒户口等，对封建国家的赋税征收和徭役调发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一定条件下，寺院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就可能被激化，统治阶层就会利用其手中所掌握的国家机器对佛教横加干涉或破坏。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巢都曾下令焚经毁像，坑杀沙门或迫其还俗，对佛教发展造成沉重的打击。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在政策方面为宗教发展提供了优良的环境，思想文化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教派都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作为宗教工作者，必须清醒地摆正自己的位置，宗教要想平稳地长期发展，只能是作为各阶层人的精神寄托，去教化大众，净化社会风气。各种教派求得自身的繁荣和发展是正当的要求，但应知“物不可极”，不可和政府相以抗，应注意协调教派和上层的关系。
二○○二年十一月于天一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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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钦!
